面对“五四”100周年纪念日的来临，谈论它显得十分重要，但如何接近这一成分和面向都极为复杂的历史事件，是一个挑战。
狭义的“五四”指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广义的“五四”则是一个延续多年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革新历程。无论怎样定义，“五四”都是毫无争议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界标之一，其牵涉之广与影响之巨，使得此后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可在其中找到或显或隐的连接。这个意义上，每一位现代中国人都流淌着“五四的血脉”无论自觉与否。
相比于再现狭义“五四”戏剧性的历史瞬间，或是加入到它对后世意义的争论中，我们更有愿望在这期封面文章中退后一步，以更长的时间参照系，以及更广阔的历史空间来理解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追索，从那些先行者在思想上与现代世界初步发生接触的时刻开始叙述。
我们试图回归到一个个关键性的思想人物身上来回答问题。魏源、徐寿、黄遵宪、章太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返回前哲们身处的那个希望与绝望、超越与局限并存的激荡时代，重现思想发生的现场。
正如思想史学者汪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所说，对于这些人物不仅应揭示他们之间的矛盾性，也要关注他们各自的矛盾性。“我拒绝简单地把他们放在一个简单的进化线索下，因为他们置身于好多重线索的纠葛之中，存在着不同的张力。我认为中国现代思想的这种特点与中国在世界中的独特位置存在着互动的关系。”
历史学者杨念群则在我们的采访中举了严复的例子。严复因翻译《天演论》介绍进化论而成为革新中国人科学观、历史观的关键人物，杨念群评价：“他在翻译过程中其实出现过激烈的内在紧张，内心深处根本是新旧完全在打架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五四前后很多人共同的特点。”正是在思想的复杂演进之中，历史由晚清来到“五四”。
2017年，《三联生活周刊》曾推出封面故事《中国群星闪耀时新文化运动在1917》，完成了对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在1917这一关键年份以及那个历史现场的讲述。本期封面则从更长的时间线叙述其前史，发掘值得被再次讨论的早期思想人物。两期互为对照，共同回顾百年前中国与现代世界在思想层面之冲撞、化合的艰难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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